他的前半年生充满了一个爱国青年、革命作家的追求、向往和奋击，体现了二十世纪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成长的崎岖历程；后半生，则同人民共和国一起，经历了阳光和风雨，也经历了坦途和泥泞。他既有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优良品质：纯朴、正直，执着地追求光明、忠诚地跟共产党走……也难以避免知识分子的某些弱点，而且不能逃脱由于历史和社会种种原因而铸就的知识分子的厄运……

——摘录自刘石夷先生笔记

一

1917年农历8月21日，刘石夷出生于四川荣县一个封建地主家庭。荣县是川南的一座小城，但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却颇为引人注目。这片土地养育了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吴玉章，涌现了四川保路运动领袖人物龙鸣剑、王天杰和民主革命斗士谷醒华等志士仁人；1911年9月，荣县“首义实先天下”，早于武昌宣布独立。之后，民主革命风起云涌，可歌可泣。

父亲刘客舟，精于儒、释、道学说，为禅宗大居士，名噪一时。出生于这样的家庭，先生昆仲皆秉承了深厚的家学渊源。大哥刘式民，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园艺学家，简任技正；四哥刘若平，慷慨激昂，追求民主，驰聘文坛，皆有建树。

先生本名振德，后因在家族中排行第十一，乃更名“石夷”，阳为谐音，实则激于民族灾难深重，隐寓夷平三座大山之志。

先生自幼入私塾习孔孟之道，12岁时入新学堂。少年时的刘石夷颇有几分顽鲁不羁，小学勉强读过，初中只好停学。父亲为约束他，让他到离县城四五里外的乡下别墅念佛一年。1931年，14岁时，被送往重庆，在刘湘办的团练学校受训三个月，嗣后到“督练所”办团务当军佐，以后又回到荣县老家自学高中课程。

1934年，赴成都补习高中学业，以便考大学。此时，他结识了一些文化青年，进步同乡，这对他世界观的形成和今后道路的选择产生了莫大的影响。其中一个是钟绍锟（笔名水草平），酷爱文学，他们意气相投，一同沉浸在文学作品中。他们读了不少中国的古典名著，如《水浒传》、《三国演义》，也读新文化书籍，如巴金的《家》，鲁迅的《阿Q正传》等。1937年，结识了进步作家、左联组织部长周文。周文在文学上给了他积极的启迪和引导，使他的文学潜质受到了激发，为后来从事抗战文艺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在政治上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共产党员（后加入民盟）程觉远。程是刘石夷的四哥刘若平读高中时的同学，以后成为刘石夷昆仲一生的挚友，40年代后期曾任中共荣县县委副书记，解放后任荣县人民政府县长。他影响刘石夷对政治、时局产生兴趣，介绍刘石夷读一些马列主义的小册子，如《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等。

在成都的几年，正值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爆发，正是一个风云激荡、爱国民主思潮高涨的时期。此时，由于时局的熏染和进步人士的引导，刘石夷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想和马列主义学说，并立下了实业救国的志向。

二

1935年，刘石夷考入国立四川大学农学院和四川省政府合办的农产制造专修科学习，攻读农产品的加工制造、化工及酿造技术。其间，每年都要到内江甘蔗实验场实习制糖、酿酒等工艺。

1937年毕业后，到内江甘蔗实验场任技术员；1939年至1942年，先后在内江“一六”糖厂及刘石夷自办的“晶星精”糖厂、中国联合炼糖公司任副技师、工程师并做著名的蔗糖专家、我国机械化制糖创始人、华西大学教授黄振勋的助手。

抗日战争爆发，刘石夷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他立即奋而投身民族救亡运动和抗战文化宣传运动中，常往来于成都、内江、重庆、自贡、荣县之间，紧张地为抗日救亡而奔波、呐喊，成为一个活跃的政治人物。

周文要求刘石夷联系、团结川南一带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士，通过组社团、办报纸、出刊物等形式从事抗日宣传和进步文艺活动。在内江，刘石夷先后认识了诗人、画家梅英和以小学教师、新闻记者身份为掩护的地下党人闻化渔，以及作家雨山（周自新）等。他们集资创办了“抗战文艺书报社”和“抗战文艺书报阅览室”（地址在圣水寺旁的甘蔗实验场内），搜集、陈列了进步书刊300多种、一万余册，吸引了众多的学生、教师和群众读者。他们一起加强和充实了由梅英主编的《血光》（《内江日报》副刊），支持创办了综合性月刊《文化动员》（由林梦幻主编）发表了大量宣传抗战的文艺作品。

他们协助兴华救亡歌咏剧社、内江“三一三”剧社的工作，发展会员30余人，上演了一批具有强烈震撼力的抗日救亡街头剧、活报剧、歌剧，如《放下你的鞭子》等。还协助范长江回内江组织成立“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内江分会”，刘石夷、梅英等都是会员。他们以文协会员和青年记者协会会员身份接待了过往内江的著名文化人和文协会员，如老舍、黄炎培、丰子恺、沈钧儒、潘大逵、冯玉祥、于佑任、张恨水等；联系和团结了众多的进步人士和革命青年。

1938年初，由吴玉章建议，中共自贡中心市委负责人饶孟文（饶世俊）授意刘石夷与其兄刘若平等人在荣县成立了“流火社”，由该社创办了“怒火剧团”、“荣县抗敌歌咏团”、“晨呼队”、“抗战文艺书店”等活动组织。他们以文艺为武器，从事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创办了被誉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的方面军”的文艺月刊《流火》。《流火》由刘振蓬（刘若平）任主编，柳倩、水草平、丁冬、雨山、刘石夷为编委。刊名取自《诗经》“七月流火”句，意在与当时胡风主编的刊物《七月》相呼应（七月为抗战爆发时）。《流火》发刊词表达了办刊的宗旨：“在动员全民抗战的阶段，我们不但拿起所有的枪杆，还要拿起所有的笔杆来，面对敌人作坚强的战斗！在这个意识下，我们创办了《流火》”。“我们不怕艰苦，愿以最大最坚韧的努力干下去”。

《流火》刊载的作品以诗歌居多，此外还有小说、散文、戏剧、杂文、评论。此刊在成都、重庆、内江一带组稿，在重庆、成都等地书店销售。撰稿者除荣县、内江、成渝几地的青年和文化人以外，还有老舍、周文、高兰、常任侠、陈敬容、萧曼若等五六十人，其中不少是中共党员和进步作家，大多是抗敌文协会员。

在《流火》的第一期上，刘石夷以“枫”的笔名发表了《论战时文艺》，表达了对“一个伟大民族革命战争开始以后，已经蕴藏着一种伟大的文艺作品的产生”这一宏伟前景的期待；要求抗战文艺工作者“必须以极大的勇气去领导民族抗战到底”。他还就当时的文坛现状进行了分析，清醒地看到抗战文艺应注意文艺自身的特点，要发扬文艺的多种功能：“有时候等于实际的刺刀和手榴弹，有时候它又像一张乐谱或一只手风琴，既能够振奋精神，又可以医治伤口，并且可以使战士们于安慰和喜悦中，手舞足蹈地歌唱”。这些看法，不啻给抗战初期创作上充斥的“血、泪、轰、冲”的浮浅之风投下了一剂良药。他还看到，战争一经开始，一切都变得非常急速。所以“战时文艺应以一种短小精悍的姿态而出现”。

1939年11月，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三周年，《流火》特出版了一期专刊，发表了纪念诗文15篇，还有一幅木刻的鲁迅像。国民党当局极为恼火，加以“鼓吹共产主义，破坏抗战”的罪名，勒令停刊。编辑们藐视禁令，不顾个人安危，在印刷工人的支持下，又出了第十一期，这是最后一期。在这一期上，刘石夷执笔写了一篇题为《告读者》的短文，附题是《流火灭不了，歌声唱不完》。刊物刚排印完毕，国民党的特务、打手便闯进了印刷厂，将还未装订《流火》悉数抢走。幸亏主编正蓬早有预料，事前掩藏了一百份。这一百份《流火》于1940年1月中旬秘密寄给了订户。

刘石夷在《流火》上发表了多篇文章。除创刊号上的《论战时文艺》以外，还有长诗《鲁迅先生不死》，第二期上有《二百二十五个》、《试评<防空——在“堪察加”的一角>》，第三期上有《发展地方文学》、第六期有《通俗文艺广泛的问题》、《鹰之子》，第七、八期诗刊专号上有《现代的花木兰》一诗，第九期上发表了《夜行军》，第十期上发表了《学习鲁迅先生》一文，还与正蓬合写了《胜利在我们前面》，小说《在X县城》。

自1937年至1941年间，刘石夷以砀叔、木风、夏阳等笔名，在当时有较大影响的一些报刊上发表了诗歌、散文、小说、杂记、报告文学、文艺评论、译作共计120多篇，约30万字。如在《华西日报》副刊“华副”上发表法国大仲马的中篇小说《素郎》的译文（连载），诗歌《血》、《甜菜》、《晨袭》、《旭水之滨》、《七七》、《孤岛上》、《记着七年前的今天——纪念九·一八》、《献给前线英勇的战士们》、《歌颂》、《保卫中国文化》、《青年朋友，起来！》等30余首；散文、评论、杂记《读毛一波著<浪漫的与古典的>之后》、《一个农场的记忆》、《纪念鲁迅先生》、《怪机在成渝枢纽——内江》、《关于<流火>》、《我所照见的四川旅外剧团》、《总理逝世纪念》等10余篇。在《新民报》、《复兴日报》的副刊“歌马”、“高岗”上，发表小说、诗歌《阿顺父母》、《偷渡》、《空军战士》、《回南京》等10篇。在《捷报》副刊“文岗”上发表了《空袭内江》、《乡村宣传在荣县》、《自流井的茶棚》、《八年前的今天来到了》、《内江的报纸和副刊》、《纪念节在荣县》等六篇诗文。在《新蜀报》的副刊“蜀道”和“文种”上发表《打鬼子去》、《别了！古城成都》、《纪念八月》、《两个文艺报刊在成都》、《川南文艺刊物》等10余篇诗文。在《弹花》上发表了《夜行军》、《一只带血的耳朵》等文。

刘石夷创作的报告文学《失去手掌的长发》在中国文艺社主编的《文艺月刊》发表后，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周文、雨山都分别撰文予以评价。在《全民抗战》（邹韬奋主编）上发表的《劝农大会》；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会刊《笔阵》上发表的《出卖孩子的母亲》、《养猪比赛》在当时都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他翻译的《素郎》连载达一个多月，当时成都文协理事李劼人曾撰文予以评价。与正蓬合写的《胜利在我们前面》（为纪念抗日战争两周年而作）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在《新华日报》副刊上发表的诗歌《伸出我们的手》，是歌颂苏联人民反法西斯运动的最早的作品（发表于1941年苏德战争开始不久）。

1939年春，刘石夷由周自新介绍加入“全面解放通讯社”；1939年10月，经邹韬奋介绍，在重庆加入“中国人民救国会”；1940年，加入以李公朴为社长的“全民通讯社”；1941年1月，由老舍、王余杞、萧曼若介绍，在成都加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之后，又在老舍的支持下在内江成立“川南文艺分会”，刘石夷为负责人，会址在内江甘蔗验场内。

刘石夷的这些活动，得到了中共自贡中心市委和中共荣县县委饶孟文、程觉远、范晶如、刘一先等人的指导、支持和帮助；在内江，则得到了内江中共内江县委领导人闻化渔、艾尔达、刘藩的支持和帮助。而在共产党人危难的时候，刘石夷亦挺身而出，解急救难。

1940年，在第一次反共高潮时期，刘石夷掩护了自贡中心市委书记饶孟文；1941年第二次反共高潮时期，刘石夷冒着自身被抓的危险，掩护了内江地下党负责人艾尔达、刘藩。另据《中国共产党四川省内江县组织史资料》载：1940年，“县委机关下半年迁到倒塆刘石夷晶星糖厂”。（编者按：“晶星糖厂”应为“晶星精糖厂”，原文有误）足见刘石夷和共产党人的关系已非同寻常。

1941年6月，刘石夷与聂绀弩、李石锋及张路女士（后来成为刘石夷的夫人）一道赴重庆，参加了由中苏文化协会、文化工作委员会、国际反侵略运动中国分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等十余单位在中苏文化协会举行的晚会，纪念高尔基逝世五周年。到会的有周恩来、董必武、冯玉祥、沈钧儒、郭沫若、张西曼、王昆仑、老舍、曹靖华、潘梓年等二百余人。10月，刘石夷与柳倩、王亚平、任钧、刘若平等一起参加了中国诗歌界以郭沫若为首的150人《致苏联诗人及苏联人民书》的签名及重庆诗歌工作者举办的“不准侵犯苏联”的座谈会等活动。

在重庆，刘石夷与张路相爱了，郭沫若主动关心他们的婚事，并愿做他们的证婚人。于是，他们在报上刊登了启事：“1942年1月X日，夏阳（刘石夷）与张野（张路）在中苏友好协会举行婚礼，证婚人郭沫若”云云。（后来由于意外变故，婚礼被推迟了）并由柳倩发起，为刘石夷夫妇题字誌喜。郭沫若、老舍、阳翰笙、臧克家、萧曼若、安娥等百名作家在一张大宣纸上签名留念。

由于从事抗战文艺活动和民主革命运动，刘石夷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1941年10月，就在从重庆回来后不久，他在前往自贡出差时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刘石夷曾三次被追捕，第一次他发觉后翻墙跑掉了；第二次是特务误抓了其他技术人员而得以逃脱劫难，这是第三次。在狱中，刘石夷遭受了严刑拷打，过了一百多天非人的生活。他坚贞不屈，致使当局无法掌握确凿证据而定他的罪。1942年1月，经好友李石锋托郭沫若援救，由大哥刘式民（时为四川大学教授、简任技正、四川省参议员）出面保释出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