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加入民盟后的第一次亮相，就是在云南民盟以昆明学术界宪政研究会名义，与文化界、教育界联合举办的“双十节”纪念会喊出“保卫大西南”这一口号的。这次大会是“皖南事变”后云南各界组织的第一次大规模群众集会，闻一多作为主席团成员登上讲台，这是抗战爆发以来他第一次走出校门，来到5000群众面前。大会开始后，闻一多第一个演讲，痛斥国民党独裁统治，呼吁要“拿出国家的实力来保卫大西南”。

大会结束前，闻一多以响亮的声音宣读了由罗隆基起草、自己数次修改、润色的《昆明各界双十节纪念大会宣言》。这个《宣言》的底稿是由闻一多和李公朴誊录的，《宣言》在“召集国是会议，组成全民政府”问题上明确提出，“全民政府既向国是会议负责，即应由国是会议产生。新政府的人选应包括全国各党派之代表及全国无党无派才高望重之人”，这与9月间林伯渠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成立联合政府建议的精神完全一致。

昆明各界“双十节”纪念大会是昆明人民空前盛大的誓师大会，闻一多在会上的姿态受到许多人的赞扬。在敌后从事抗日活动的赵俪生，是闻一多在北平清华大学的学生，他曾收到他的同学、当时在西南联大读研究生的王瑶的来信，信中称闻一多“老当益壮”“对国事颇多进步主张”“为弟十年来所仅见”。

1944年是国内政治形势重大转折的一年。昆明学生开展五四运动纪念后，各学校师生又举行七七抗战纪念座谈会，接着是社会各界的“双十节”纪念大会，最后是全市民众联合进行护国起义纪念。护国起义纪念大会以学术界宪政研究会的名义进行对外报道，实际组织筹备者是云南民盟。

1944年12月25日，昆明全城喜气洋洋，机关学校放假一天。上午省政府举行官方的扩大纪念会，下午是各界群众的纪念大会。后者由闻一多与李公朴、罗隆基、吴晗、潘光旦、潘大逵等人组成主席团，潘光旦担任大会主席。

当时，柳州已于10月11日陷入敌手，广西重镇桂林也于11月10日失陷。12月2日，日军快速纵队占领贵州、四川门户独山，使西南大后方直接置于日寇的俯视之下，云贵川人心浮动，市面混乱，直至12月8日中国军队收复独山，局势才稍有缓和。闻一多的讲演《护国起义与民主政治》指出这种危急的局势与当年袁世凯称帝的性质同样严重。他直指现实，为在场的人展望未来：“继承护国精神，扩大民主运动，争取更大的胜利！”

大会通过了《云南各界护国起义纪念大会宣言》。这个《宣言》由吴晗起草，闻一多润色并誊录，它是中国民主运动史上非常珍贵的历史文献。《宣言》历数了抗战以来政治上的纲纪废弛，财政上的通货膨胀，外交上的得罪友邦，教育上的党化奴化，军事上的一溃再溃，强调在这样的时刻纪念护国起义，意义就在于“它曾在全民族反对独夫政治，反对封建余毒的胜利中，为我们奠定了民主政治的基础”。

纪念大会后举行了盛大的游行，闻一多一直走在队伍中，人们高呼“发扬护国精神，消灭法西斯蒂！”“打倒专制独裁，实行民主政治！”“动员民众，武装民众，保卫大西南！”游行结束前，闻一多被人群拥到一个高处，他激动地对四周的人们高声道：“你们看，我们的队伍这么长！这是人民的力量。因为是人民的力量，所以他是伟大的，谁也不敢抵挡！这是时代的洪流，它要冲垮一切拦在路上的障碍。” 

1945年四、五月间，中国召开了两个为中外人士瞩目的大会，一是4月下旬在延安开幕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一是5月初在重庆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前者，毛泽东在会上做了《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指出“惟有成立联合政府才是目前中国时局的出路”。后者则拒绝建立联合政府建议，指责共产党搞“武装割据”“破坏抗战”。由于即将于7月7日召集的四届一次国民参政会，将讨论国民党包办“国民大会”问题，中共决定给予抵制。6月16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声明不出席此次国民参政会。

没想到这件事在民盟内部却产生了认识分歧。云南民盟为此专门致信民盟中央申明看法，劝阻黄炎培、冷遹、左舜生、章伯钧等人赴延安说服中共代表参会。因盟内不少人主张国共双方应“以大局为重”，一切问题均可商议，促进团结并不违背民盟宗旨，故云南民盟的信未能阻止此行。但也不能说没有发生作用。最终黄炎培等人以个人名义成行，到达延安后只谈团结问题，并没有敦促中共代表参加国民参政会。

云南民盟得知他们的意见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决定向社会公开表明态度，随即发表《昆明文化界致国民参政会电》，发表时恰为黄炎培等人启程的7月1日。目前保存的《昆明文化界致国民参政会电》电文，前后的三份底稿均有闻一多参与。

这篇电文分析了参政会的人员构成，指出执政党的代表占全体人员8/10以上，而且无党派代表与社会贤达代表亦由政府圈定，致使在野党派代表已不足法定的提案人数；参政会自第二届改组后，规定大部分参政员由省参议会选举，而诸省参议会均为一党包办下成立，即便省参议会选出的代表，实际上也是事先早由政府指定者；参政会的职权，仅限于咨询顾问，一切决议概无法律效力，必经最高国防委员会核准；参政员的提案亦事前必由秘书处审核，且主席团还有禁止某议案提至大会讨论的权力。这样的规定何以表现出民主呢？

这件事在民盟史上鲜有提及，但闻一多和李公朴、吴晗、尚钺、冯素陶、常任侠、费孝通、曾昭抡、楚图南、闻家驷、赵沨、张光年、潘光旦、潘大逵等都签了名的电文，无疑是民盟历史的一份重要文献。

可以看出，闻一多首先认识到“抗战”与“建国”密不可分的关系，认识到抗日战争不仅要赢得军事上的胜利，更要建设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现代化国家。为了救国，就必须有目标明确的政党，知识分子应该走出象牙塔，参加政治组织。闻一多对中国民主同盟的认可、接受、奉献过程，既是他个人的奋斗历程，也反映了爱国知识分子为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政治选择与归宿。认识到这一点，才能理解闻一多与中国民主同盟的关系，认识他在现代中国的政治地位与启迪意义。